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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习书记身上始终体现着一种务实精神”—— 习 近 平 在 宁 德 (十 五)
时间:2019-07-03 16:07  来源:学习时报  作者: 

  采访对象:王绍据,1947年10月生,福建福鼎人。1982年任福鼎县委办副主任兼县委新闻科科长、县广电局局长,1989年8月调地区负责《闽东日报》复刊工作,同年11月任报社总编辑。其后兼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宁德记协主席,宁德市委委员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。

采 访 组: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

采访日期:2017年6月4日

采访地点:宁德原地委大院会议室

采访组:王总编您好!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时一手主持了《闽东日报》的复刊工作,您作为当事人,请谈谈当时的情况。

王绍据:《闽东日报》创刊于1952年4月,前身叫《新农村报》,1958年7月改版为《闽东日报》,曾被评为全国三家先进地方报纸之一,《人民日报》1960年6月12日曾刊发《闽东日报》代表介绍经验的文章。1961年,因经济困难,《闽东日报》又改为《闽东报》,隔日出刊,后改为周三报。1969年在“文革”时期停刊,一停就是20年。

1988年,习书记来到宁德之后,感觉这里交通不便、信息不畅、基础不好,指导基层开展工作有困难。这种情况下,他提出由地委宣传部研究恢复《闽东日报》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受到原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影响,项南书记有一句名言:“不懂得利用报纸做工作的领导是手工业式的领导。”就是说,没有新闻舆论就不利于开展工作。所以习书记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报纸办起来。可是《闽东日报》要复刊,人、钱、物什么都没有,怎么办?习书记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解决。

第一件事就是物色合适人选。当时有两种方案:或者请《福建日报》的记者、编辑来帮助复刊,或者高薪到外面请人来办。后来,这两种方案都没有成功。一是《福建日报》的记者本来就有很多事情,这边复刊工作量很大,两头兼顾不下来;二是当时财政非常困难,捉襟见肘,一些地方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,何谈高薪请外援。最后决定就地取材,在宁德本地寻找办报人才。我当时在福鼎县当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新闻科长、广电局长,主要负责新闻方面的工作,算是有一点经验。于是,这项光荣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头上。

其实,当时我对他们物色人选的事一无所知。我清楚地记得,那是1989年8月26日,习书记的秘书打来电话说:“老王啊,我们习书记有事情找你,你明天到他办公室来一趟。”我当时听了,心里忐忑不安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8月27日早上7点钟,我就动身出发,从福鼎到宁德走了4个小时,到了地委大院,我热得气都喘不上来。习书记在办公室里,一看到我来了,马上走出来,亲切地和我握手,说:“绍据同志,你辛苦了!”他看到我满身是汗,赶紧从橱子里拿出一条崭新的毛巾给我擦汗,还端了一杯茶过来,让我先歇一歇。我本来觉得很拘束,但见他这么亲切,感觉距离一下就拉近了。

习书记让我坐在沙发上,和我谈了起来。他说:“这次我们研究准备办一张报纸,想请你来负责复刊的具体工作,尽快把《闽东日报》重新办起来。你有什么困难,都可以跟我说。”听他讲完,我吓了一大跳,一时没反应过来,脱口就跟他讲了三句大实话。我说:“习书记,我一没有文凭,小时候家里穷,13岁就辍学了;二没有办过报纸,毫无这方面经验;第三,现在宁德地区财政这么困难,要办一份报纸谈何容易啊!”他听了以后,稍微思考了一下,针对我说的三点困难一一给我吃定心丸。他说:“文凭不是问题,关键是有敢于担当的责任心。我看到你1984年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的读者来信,当时你敢于揭露宁德贫困状况,为广大群众疾呼,引起广泛讨论。就冲这一点,就说明你对闽东有感情,对党的事业有担当,我相信你。关于经验问题,你毕竟在基层写过新闻稿,在复刊工作中还可以边实践边学习,不断积累经验。经济上,现在我们财政确实非常困难,但地委决定从‘牙缝’里挤出10万块钱给你作为‘起家本’,相关人员由你组织,用两个月时间把报纸拿出来。”

就这样,习书记和我谈了20多分钟。我完全没想到,我与习书记素未谋面,第一次见面,他就对我如此信任,又如此坦诚,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。我下定决心不辜负他的期望,把《闽东日报》重新办起来。8月28日我回到县里移交工作,第二天就到宁德上班了。

采访组:《闽东日报》复刊期间,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?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样帮助解决的?

王绍据:那个时候报纸复刊就是一切从零开始,一无所有,先在军分区一个小阁楼里租了两个房间,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考虑到从事新闻工作要有一定的学识和素养,我们就先从教师里招人,这样上手比较快,也能保证办报质量。

时间一长,又面临一个新问题:军分区的房子很贵,两间房的房租一个月要600多块钱,那个时候是不得了的。租了半年多以后,我实在是觉得负担太重,就找到习书记说:“书记,我们就这10万块钱,想方设法省着花。可光房租这一项就要用掉好多钱,我是真心疼啊!”他听了之后,告诉我他心中有数,他来解决。后来,在习书记的协调下,我们的房租就全部免掉了。少了这一项负担,我们更加心无旁骛地做着复刊工作。两个月时间,我瘦了20斤,但能跟着习书记做这项有意义的事业,我感到很值得。

终于,1989年11月1日,《闽东日报》复刊了。那个时候不叫《闽东日报》,叫《闽东报》,因为是一周一期,后来变成一周三期,直到1993年才变成日报。习书记亲自为《闽东报》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复刊词《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》。他写道:“期望《闽东报》重展当年雄姿,紧扣时代脉搏,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、坚持改革开放、建设社会主义新闽东的宏伟大业中奏出时代的强音。”他亲自拟定了办报宗旨和编辑方针,提出要大力宣传本地区各条战线的新成就、新人物、新典型、新经验,探讨新问题。还要帮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信息、拓宽思路、增长才干,促进闽东经济振兴,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向前发展。

采访组:在《闽东日报》复刊过程中,习近平同志就办刊等问题和您聊过哪些想法?

王绍据:我们当时住得很近,他在地委宿舍,我在军分区,他平时经常到军分区散步,晚上有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找我闲聊。他经常和我讲一些办刊的想法。讲得最多的有这样三条:一是新闻工作要把握时代脉搏,既要结合当前形势传达好、宣传好、贯彻好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,又要着眼闽东实际,为振兴闽东服务;二是报纸要形成一面旗帜,成为地委的喉舌,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;三是报纸内容要接地气,要反映群众真实的心声和呼声。他很推崇毛主席讲过的一句话:“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,就要当做一件事办,一定要把它办好。这不单是办的人的责任,也是看的人的责任。”可见,他对办好《闽东日报》、对做好闽东的新闻工作有很深入的研究,也有深刻的思考。

采访组:习近平同志调离宁德后,对《闽东日报》还一直关注吗?

王绍据:1990年6月,习书记就调到福州去了,但他一直关心着《闽东日报》的发展。《闽东日报》复刊10周年的时候,他写了一个题词“为振兴闽东服务”,15周年的时候,他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,又专门发来了一封贺信。1996年,报社从军分区搬出去,在法院旧址上盖新大楼,8月10日举行奠基仪式。当时习书记已经是福建省委副书记,但他是我们的老书记,又是推动《闽东日报》复刊的决策人,我们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他发了请帖。本以为他公务繁忙,脱不开身,可没想到当天他专程赶到这里,就为了出席仅有10分钟时间的奠基仪式。这对我们闽东报人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和鼓舞。

还是2000年,我带队走访全省特困乡洪口乡,考察了这个曾是全省最困难乡镇的脱贫历程,写了一篇7000多字的《走近洪口特困乡》长篇通讯,发表在《闽东日报》上。没想到习书记注意到了这篇通讯,还一口气作了100多字的批示,大意是:看到这个特困乡有这么大的变化,他感到非常喜悦;但是这个变化还是阶段性的,我们的扶贫工作还需要继续努力,希望全省各地都要继续努力。他离开闽东,仍然牵挂着闽东,也一直关心着《闽东日报》的发展,还特别乐于看到《闽东日报》在闽东脱贫致富路上发挥应有的作用,我想这也是他当初推动报纸复刊时的初衷吧。

采访组:习近平同志一直牵挂着宁德的扶贫状况。您作为新闻工作者,当年有没有和他一起下乡调研的经历?能给我们讲一些具体的事例吗?

王绍据:1998年、1999年,习书记担任省委副书记兼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,我跟他下乡的机会比较多,每次到宁德都是我陪他去调研。他的调研工作非常深入,而且非常务实,尤其关心贫困群众和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,解决连家船民上岸和茅草房搬迁问题就是典型例子。

连家船民是福建最危困的一个群体,广泛分布在沿海地区,主要在闽东,大概有13000多人。他们一生都在海里面漂泊,一家人挤在一条船里面,船就是房子,就是所有家当。连家船民过去被人歧视,叫作“曲蹄”,因为他们世世代代蜗居在船里,脚都是弯的。船上的漂泊生活非常危险,遇到狂风暴雨,船一翻,一家人的性命都没了。所以习书记下定决心解决连家船民上岸问题,给他们在岸上建了房子。

上岸问题解决之后,他并没有认为这件事就结束了,又去找那些连家船民搞回访,我跟他一起去过。结果,我们发现不少人上岸之后又回到了船里。这引起了他的重视,房子都建了,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住在里面?带着这份疑问,他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1998年夏秋之交,我陪他到霞浦县盐田乡,走进船舱,和船民面对面交谈。习书记个子很高,而连家船的船舱很矮小,他几乎就是趴着进到船舱里的。我们找到船老大,问他:“岸上已经给你们建了很好的砖瓦房,你们为什么不上来?”船老大见到习书记,很吃惊,没想到这么大的领导会跑到船上来找他。他很感动地说:“想不到你这个大官会来到小船里,我就给你们说真话。我们这些人一辈子靠海为生,上岸后只有一个房子,有什么用?我们吃什么?哪有钱买菜、哪有钱买衣服?”习书记听后,回到机关就召开会议进行研究,后来又回到连家船聚集较多的福安县开了一个现场会。他说:“解决连家船问题,根本的是解决船民上岸、定居、乐业一整套问题,不仅有房可住,还要有业可就。”他还提出很多具体务实的意见,比如给连家船民建的房子不能建高层,照顾他们的居住习惯;要让他们能够养鸡养猪,能靠养殖业解决生计问题,等等。这个现场会开完以后,他立即要求做好相应的实施和推广工作,连家船民上岸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,人上岸了,心也上岸了。

另外,我感到习书记对宁德文化建设也非常重视,把闽东的锦绣河山和灿烂的文化传统比作“闽东之光”。我们闽东的确有很多特色文化,尤其是畲族文化。畲族没有文字,但有独立的语言,他们的歌叫作畲歌,在一些饮食服装方面很有特色。当时习书记对这些内容都很感兴趣,还多次开会强调要多从文化角度找到闽东的闪光点,做到知我闽东、爱我闽东。他还就怎样传承畲族文化、保护畲族文化提了很多意见,鼓励闽东搞旅游开发。这在当时来讲,都是很超前的观念。

采访组:当时您陪着下去调研,习近平同志一般都和群众聊些什么?问些什么问题?

王绍据:习书记很接地气,问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、群众听得懂的话,比如说家里有几口人,今年收入多少钱,收入靠什么,每样能卖多少钱,等等。而且他不是随口问问就算了,了解之后还会认真计算一下。比如说养猪收入多少钱、卖茶收入多少钱、种蔬菜等经济作物多少钱,把这些零散的加起来,和之前地方政府汇报时讲的数字作比对,就知道那些数字是否有水分。比如稻谷,亩产1000斤就不得了了,平常也就是七八百斤,如果有的地方报1500斤,他就知道肯定是虚报了。习书记在陕北当过七年知青,对农活很在行,在这上面搞猫腻骗不了他。他和群众聊天都问真情实况,基层干部不敢给他讲假话。他的务实,正体现于此。

采访组:2016年2月19日,您在赤溪村与习近平同志进行了视频连线。您认为当时为什么选择赤溪村这样一个地点?

王绍据:赤溪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,可以说就是中国扶贫的一个缩影。1984年,我在福鼎县委报道组组长任上,也算是基层一个普通的通讯员,有一次到赤溪村调研,震惊于当地的贫穷落后,那真是“祖祖辈辈吃番薯度日,买不起鞋子光脚板”的辛酸景象。我写了一个情况调查《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》,寄到《人民日报》,没想到《人民日报》6月24日在第1版上以读者来信形式刊发出来,当时乔石同志作了批示。批示传真件很快传到福建省委,又传真到我们福鼎县委,1984年6月下旬,赤溪村扶贫工作就正式开始了。这是我们党最早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扶贫工作的村,所以叫作“扶贫第一村”。30多年间,赤溪村经历了“输血”“换血”“造血”三个扶贫历程。输血扶贫就是缺什么给什么,缺钱给钱、缺粮食给粮食。换血扶贫就是实施搬迁,因为当地陆地条件太差,作物很难种植,既然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,就搬到条件好的地方去。最后是造血扶贫,如果不能发挥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,扶贫最终是扶不起来的。赤溪村因地制宜精准发力,激发群众的脱贫意识,敢于同贫困作斗争,现在依靠开发旅游资源和村民自主创业,赤溪村已经实现了脱贫致富,成为中国许多贫困山村脱贫致富的一个典型。

2014年是《人民日报》刊登赤溪村贫困状况30周年,《闽东日报》刊登了整版“中国扶贫第一村的嬗变”,由福建省委办公厅摘其要报送到国家民委,国家民委把相关内容做成简报,呈送给习近平总书记。他看了赤溪村的变化,作了200多字的批示。2016年2月1日,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发文章《脱贫路上的赤溪村》,第10版整版刊发了长篇通讯《“中国扶贫第一村”脱贫记》,这两篇文章中都提到了我。据说总书记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把这两篇稿件都看了。我想,习书记选择在赤溪村视频通话,代表了他对宁德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,也代表了他对宁德人民的深深惦念。而他选择与我视频连线,可能也是看了这两篇新闻稿的缘故。

采访组:请您给我们讲讲当时视频连线的具体情况。

王绍据:当时我完全没想到自己能和总书记视频连线。2016年2月,《人民日报》两篇报道刊发不久,市委宣传部长给我挂电话说:“你最近不要离开宁德,北京有客人可能要找你。”我没想太多,就说可以。到了2月17日,《人民日报》福建分社的社长给我打电话,说:“下午会有车来接你,咱们一起去一个地方。”我问去哪里,他说:“现在你不要问,你就跟我来。”下午见了面,坐上车,他才告诉我去赤溪村,一路上也没再解释什么。

2月18日下午,人民网总裁和我们连线,他说:“请大家明天一定要精神饱满,总书记要和你们视频连线!”我当时听了感到非常震撼,总书记要跟我们对话!那我要怎么说呢?我觉得,习书记在宁德和我们是很亲近的,无论如何都要带着真感情和他对话。

2月19日,视频连线开始,先由赤溪村党支部书记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1分钟,总书记再和他进行对话后,就轮到我了。看到总书记就像站在我们面前一样,我一下子就激动了,铆足了一股劲,大声地说:“总书记,新年好!请允许我代表乡亲们给你拜个年!回想你在宁德工作的日日夜夜,我们都历历在目,记忆犹新,我们大伙都非常想念你呀!赤溪村脱贫致富有如此变化的今天,印证了你在批示中的16个字:‘艰苦奋斗、顽强拼搏、滴水穿石、久久为功’。”其实心里还有很多话想对他说,但时间所限,我最后讲了一句话:“总书记,乡亲们热切盼望你回宁德走走,到赤溪村看看!”这一讲,一下子就把总书记的感情牵动了起来,他深情地讲道:“绍据啊,看到你我感到很高兴。一听说你已经退休了,我很感慨,当年我们一起下乡的时候你还是个小伙子。当年,我们的下乡调研还是比较深入的,所以现在我特别注重倡导在地方工作的同志能够深入基层,新闻战线的同志也要多接地气,这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。你几十年前报道赤溪村的情况就很有新闻价值。赤溪村脱贫致富的历程就是全国扶贫工作的历程,要很好地总结。绍据,你是当地的‘活地图’‘活字典’,要很好地帮助大家总结扶贫经验,提供一些实际情况,为下一步全国全面摆脱贫困、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余热。最后,也祝你们新春愉快,生活幸福、事业兴旺!”原本计划4分多钟的视频连线,总书记跟我讲话就讲了3分20秒。听着总书记的亲切话语,望着他充满喜悦的神情,我一直热泪盈眶。

采访组:那一次视频连线对赤溪村、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

王绍据:当天下午,很多朋友甚至在国外的朋友都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,打得我手机一直发烫。回家后我也不敢随意出去,很多陌生人看到我都高兴地和我打招呼说,“你真厉害啊,能跟总书记视频连线”。直到4个多月过去了,我在街上走,还有出租车司机在我旁边停下来,说:“我认得你,你是和总书记视频的那个人!”说着,还让我免费坐他的车。我知道我是沾了总书记的光,这代表着大家对总书记的尊敬和爱戴。

这次视频连线对赤溪村的影响就更大了,总书记相当于为赤溪村做了一次广告。第二天就有很多人慕名而来,想帮助赤溪村尽快致富。我举一个例子。视频播出以后,厦门有一个人专程自驾来到赤溪村,看到村里很多女同志包着头巾,他问是什么原因,女同志就说是患了偏头痛,到处都治不好。他就拿出家里祖传的秘方免费为她们治疗。他后来连续来了8次,带着自己熬的药,把村里的人都治好了。村民们做了面锦旗送给他表示感谢,他说:“这要感谢总书记呀,没有总书记的视频,我也不会知道赤溪村,更不会来到赤溪村。”

采访组:作为曾经和习近平同志一同工作过的新闻人,您还有什么切身感触吗?

王绍据:总的来说,在我与习书记有限的相处中,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,就是在习书记身上,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一种务实精神。具体体现为五个“实”:一是为人朴实,他从厦门到宁德来当地委书记,可以说是一方主官,但他从不摆阔气,办公、开会的地方都原封不动,住也是在地委提供的旧宿舍里。他穿的衣服非常朴实,我看穿得最多的就是三件:夹克衫、中山装,冬天还有一件羽绒服。二是待人诚实,就是非常平易近人,没有官架子,经常主动跟别人打招呼,和什么人都能聊上几句。三是讲话真实,他怎么想就怎么说,不会拐弯抹角,正确的事情就支持,错误的就反对,不做“好好先生”。四是工作踏实,从来都是一步一个脚印,踏踏实实地干,不讲虚的,也不好高骛远。就我们闽东扶贫来讲,他一直坚持“弱鸟先飞”“滴水穿石”,这是他治理闽东的名言,也是科学的发展理念,是他经过仔细调研、总结经验后针对闽东实际情况提出来的。五是领导务实,他在宁德不论是扶贫、创收还是开展文化活动、发展经济,都是贴近宁德实际、贴近老百姓生活去做的,而不是急于烧“三把火”,或是搞什么“大干快上”。

我在新闻宣传口工作了一辈子,从农村出身的农民通讯员到小县城里的一个专职新闻干部,成长为一个地方党报的总编辑,我感谢习书记的信任和重托,感谢他对我一片赤诚的肯定与鼓励。正是他在闽东期间所体现出来的对闽东振兴的殷殷期盼,鼓舞着我在新闻战线上不断做着鼓与呼的工作。他对闽东方方面面工作投入的大量心血、为宁德建设勾画的长远蓝图,我都努力通过新闻宣传的手段传递出去,让更多的人了解闽东、了解习书记的施政方略。他30年不曾更改的对闽东的厚望,是我们进一步扎扎实实做好工作的动力。我会按照他的嘱托,做更多为闽东发展发挥余热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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